新實踐 “智慧城市”的中國路徑選擇 智慧城市, 綠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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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來在全球展開的未來城市發展的新理念和實踐。至今年9月，中國已有95個城市(區)將智慧城市列入“十二五”規劃或制定了行動方案。認真探討借鑒全球的智慧城市設計經驗并進行中國路徑的選擇已成為中國城市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
　　中國與世界已經進入城市社會。根據2009年6月發布的《世界人口趨勢》，2008年全球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預計2050年，世界人口的70%是城市居民。2011年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全國城鎮人口達到6.7億，占總人口的49.68%。人類面臨著城市社會來臨的共同挑戰。

　　智慧城市在國外的發展。“智慧城市”最早出現在1984年美國拉斯維加斯的一家以“智慧城市”命名的產業技術協會組織，其主要側重信息技術在產業中的應用，與今天的理解有很大區別。1992年，美國13個州的城市興起智慧增長運動，主要是環保主義者發起，強調土地集約使用，經濟重要性讓位于環境和生活方式。1999年，新加坡等城市發起了智慧城市運動，旨在通過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推進產業升級和交通智能化管理，解決能源消耗、城市污染、交通堵塞問題。2005-200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貝瑞和哈佛大學的格萊瑟提出，智慧城市不僅基于信息通訊基礎設施的接入性和質量，人力資本在其中也發揮關鍵作用。2007年10月，歐盟在《歐盟智慧城市報告》中率先在城市發展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智慧城市”的創新構想，成為世界上較早的智慧城市推進設計框架與探索實踐。2008年至2009年，IBM公司在推出智慧地球創新戰略過程中，將智慧城市納入發展戰略。智慧城市作為信息化城市的升級，必須利用新型技術改造城市的核心系統，從而使城市更加智慧。2007年以來，全球智慧城市的探索實踐在世界各地展開，據國內外文獻統計，至2011年9月，全球有194個智慧城市的項目在進行中，較多集中在美歐地區。

　　智慧城市在中國的發展。在中國，智慧城市在借鑒全球經驗的基礎上成為工業化、城市(鎮)化、信息化在特定歷史時期交匯的產物。2005年開始介紹國外智慧城市的經驗。2009年11月，溫家寶總理在首都科技界大會上的《讓科技引領中國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對“智慧地球”、“物聯網”等進行了科學詮釋和目標展望，標志“智慧城市”研究和實踐引起國家層面重視。2010年12月，有學者提出智慧城市指標體系的研究命題，至2011年七八月，上海浦東新區和中國智慧工程研究會先后制定“智慧城市指標體系1.0”和“中國智慧城市(鎮)科學評價指標體系”。同時，中國智慧工程研究會還制訂了《中國智慧城市(鎮)建設行動綱要(建議案)》，提出未來5年發展100個智慧城市(鎮)、200個智慧城區示范區的建設構想。2011年7月至9月，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編著的《智慧城市論叢》和《智慧城市辭典》先后出版，為國內較早研究智慧城市的學術成果。

　　2010年以來，中國智慧城市發展興起高潮，在中國已列計劃和在建的95個智慧城市(區)中，較多集中在沿海城市，上海、廣東、江蘇三省市共有32個，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如寧波、上海、廣州、南京等城市(區)先后提出并啟動“智慧城市”戰略規劃和實踐項目，上海等城市將智慧城市建設列入“十二五”發展規劃(2011-2015年)。許多城市進行了智慧城市建設的積極探索，如寧波依托港口的智慧物流和智能交通，無錫服務于智慧城市建設的物聯網和云計算等智慧產業，長沙梅溪湖的技術推動試點，上海的智能惠民行動方案等，智慧城市成為國內新一輪城市發展與轉型的創新引擎。

　　中國智慧城市建設尚存在問題。一是缺乏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宏觀指導，國家級的政策規劃和法律法規等尚不完善，存在項目一哄而上、基礎參差不齊、定位各自為政的現象。二是未能透徹領會智慧城市的內涵和精髓，建設停留在技術層面和個別領域或發展帶有相當程度的盲目性。三是未能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體系，與各方的合作存在安全問題。由于缺乏國家指導和統籌協調，各城市的建設規劃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孤島”現象，存在資源浪費、效率低下、城市安全的風險，新興產業、基礎設施、城市管理流程等尚缺乏整合協同與標準規范，迫切需要在實踐探索的基礎上進行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包括戰略研究、統籌規劃、設計引導和安全控制。

　　智慧城市的中國路徑選擇。中國步入城市社會的進程呼喚中國城鎮化發展戰略需要加快實現三大轉變：一是從數量擴展型向內涵提升型的轉型，應當追求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從主要依靠資源消耗和投資拉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增加科技含量、市民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三是從自發獨立分散的城市規劃建設向統籌協同規范的科學發展轉變。智慧城市正是實現以上三大轉變的未來城市發展新機遇。

　　中國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在戰略上應注重綠色、泛在和協同的綜合應對方案。綠色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靈魂，智慧城市的基本要素以綠色為核心，圍繞節能減排和優化環境進行謀劃建設，以可持續發展為出發點和歸宿點，藉以提高城市的宜居度。泛在城市即實現各城市內和城市間在智慧技術支持下的跨越時空的物與物、人與物、人與人的網絡數字信息聯系，使各類資源的效能最大化和最優化，藉以提高市民生活和工作的便捷度。協同城市就是要實現城市社會管理各要素間的整合轉型，以信息集群為基礎，實現跨系統應用集成、跨部門信息共享、跨網絡融合互通，體現城市反應的即時性和適時性，藉以提高城市管理的靈敏度。中國城市化在經歷了外延式發展的快速擴張階段之后，遇到了世界發達國家曾經和正在經歷的發展困境和挑戰，包括生態失衡、交通阻塞、能源危機、城市安全、數字差距等，且中國所面臨的同類問題規模更大、范圍更廣。依靠智慧城市的四大體系，即無所不在的感知體系、高速通暢的信息傳輸體系、大體量的計算體系、豐富的智慧應用體系，通過綠色、泛在和協同的綜合應對方案，城市管理和發展具有了空前的協同和動員能力，從而超越技術層面，為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理念和新愿景。

　　中國智慧城市的設計應借鑒全球智慧城市的設計經驗，如以哥本哈根為代表的低碳節能為特征的綠色城市，以韓國松島新城為代表的高新技術驅動為特征的泛在城市，以新加坡為代表的城市運行流程優化為特征的協同城市等。這些模式的成功為中國多元化和不平衡的城市發展格局下的智慧城市建設，提供了多樣化的借鑒方案。同時，中國智慧城市的戰略設計也要注重結合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特色和各城市與城市群智慧城市發展的特點，因地制宜，實施區別化和層次型的發展戰略，以示范引領，積極穩妥推進，走出中國特色的智慧城市發展之路，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為全球智慧城市發展做出貢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系添磚加瓦。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