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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一聲爆響，炸出了滿地的物聯網園區、云計算基地——無論是卓有成效還是濫竽充數，抑或是空頭名號。
“有些地方陷入了誤區，認為只有大力發展物聯網之類的高端信息產業，才能趕上智慧城市快車。其實不少城市并不具備這樣的實力。”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張新紅說，“智慧城市應重在應用而非產業，重在制度而非技術”。
智慧熱的冷思考
2009年，IBM在中國正式推廣“智慧地球”之前，其相關負責人找到張新紅，探討如何將“智慧地球”在中國實現落地。“我當時說了一句話，你們必須找出一條讓中國的市長們聽得懂、抓得住、看得見的路子，否則很難落地。”張新紅笑言，“沒想到在國外先提出來的概念，真正的落地還就是在中國”。
在被成為“智慧城市”落地元年的2011年，為數眾多的城市打出了“智慧”的旗號。俯瞰我國智慧城市版圖，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寧波、南京、佛山、揚州成為創建智慧城市的領跑者，天津、武漢、無錫、大連、福州、杭州、成都、青島等一批城市，成為創建智慧城市的追趕者。幾乎在任何場合，這些城市的決策者們將“智慧”納入了演講的核心詞匯。
于是，在國內外重量級IT企業的紛紛爭奪下，相關的物聯網、軟件、云計算產業園以及數據中心遍地開花。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和中國移動[82.40 1.79%]簽約建設云計算基地，項目前兩期總投資規模將超過120億元；蘭州市政府與浪潮集團簽訂建設云計算西北中心，浪潮集團將在5年內投資20億元；河北涿州宣布要投資50億元建立云計算基地；IBM簽約河北廊坊打造亞洲最大的云存儲產業基地；神州數碼[15.88 1.28%]的“智慧城市”布局已在全國約50余個城市展開??
“目前我國的智慧城市建設進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在城市整體規劃中引入了‘智慧城市’的概念：把城市的信息化規劃轉變為智慧城市的規劃；把整個城市的發展規劃轉變為智慧城市的規劃。”張新紅指出，“但有一點非常重要，各個城市要認清自身的發展現狀和所處的發展階段，不能盲目跨越式地追求智慧城市建設，否則有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引發諸如城市化建設中縱向系統的數據交換與共享問題、城市信息化建設的規劃問題、資金問題、信息安全問題、資源浪費問題，從而使城市的發展不可持續。”
不做物聯網行不行
傍晚的寧波某街某飯館里，對寧波智慧城市調研了一天的張新紅正與同事享用晚餐。不過，他還不想結束當天的工作。想到一天來聽到的全是對寧波81890熱線的好話，他決定對身邊的寧波人做個民意調查，看看這個被稱為“撥一撥就靈”的熱線是否真得解決了老百姓的難題。
“去商場該做哪路公交車？家里馬桶堵了找誰修？蔬菜價格怎么又漲了？農民工討不來工資怎么辦？碰到這些不管大事難事還是芝麻小事，只要撥打81890，客服就會告訴你該找誰解決問題。如果相關部門或單位不夠負責，就會受到處罰，所以不敢不解決。”寧波百姓七嘴八舌的回應，讓張新紅更堅定了自己對“智慧城市”的理解——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
歷時一年，調研十幾個城市的智慧城市落地狀況之后，張新紅帶領同事，邀約來自信息化及城市建設的多位專家，撰寫了《中國信息化城市發展指南(2012)》(下稱《指南》)，試圖解答地方政府在構建信息化城市進程中必然遇到的七大問題，包括“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等。
“問題看上去很簡單，但很多城市決策者并沒有搞明白。”張新紅說，“雖然物聯網的確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標志，但目前來說，并不適合所有城市。人人都知道，北歐的冰島信息化程度非常高，但你聽說過冰島的信息產業有多發達嗎？”
《指南》提到，“產業至上論”在一定程度上把信息化等同于信息產業，容易導致不顧自身條件盲目追求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根據產業分工理論，不可能也不需要所有城市大規模發展信息產業。就具體的城市而言，許多城市也不具備條件。
這實際上牽涉到了人們對“智慧城市”定義的理解。
“從寬口徑來說，智慧城市并不是什么玄乎的東西。每個城市的基礎不一樣，面臨的問題不一樣，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任務和招數也應當不一樣。你能說‘81890’不是一個讓城市生活更加智慧的應用嗎？”
“智慧就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和辦事效率。”廣東省RFID工程技術中心副主任楊淑港表述得更為直白，“原先需要找十個部門解決的，現在通過物聯網等信息手段，只需要跑兩個部門，這就叫智慧生活”。
不花錢行不行
構建一座智慧城市，要花多少錢？
這大概是很多城市決策者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物聯網、云計算等高端信息技術，雖然長遠來看，在節省成本方面效果顯著，但前期投入亦需大量成本。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城市來說，如何切入智慧城市建設大潮？
“誰說建設智慧城市就是花錢的買賣？在一個制度足夠完善的城市，老百姓只花一毛錢就能感受到智慧城市帶來的實惠。”張新紅如是說。他的結論來自江蘇睢寧縣的“短信問政”，這同樣是一個被他親身見證過的案例。
2008年8月，睢寧當地媒體公布了縣委書記王天琦等全縣所有副科級以上干部的手機號碼。從此，王天琦的手機再也沒消停過：想來場黃昏戀卻遭子女反對的老太太發短信要求幫忙撮合；麥田干旱卻無水可澆的農民希望他馬上派人放水，以及各類舉報短信等等。王天琦的處理程序是：收到短信后，由秘書轉發給督查室，該部門的軟件會自動向發信人回復“收到”；督查室負責人寫出短信的摘要，制表編號，交給督查室負責人簽批承辦單位，再轉發給各部門一把手，并要求其在5天內做出反饋。據稱90%短信中提出的問題都會得到有效解決。此外，與“短信問政”配套建立的，還有短信辦理情況的評價制度、督辦和回訪問責制度，并制定了《大眾信用管理辦法》。
“老百姓發一條短信，只花一毛錢；政府部門算上全部人力、軟件等系統成本，也不是什么大數目。關鍵不在技術，而在制度。”張新紅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同樣的技術應用其成效可能存在天壤之別。一定的技術水平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潛在產能，制度卻決定了這種潛在量轉變為現實量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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